就在我内心认定只有自己一个在在战斗时，爱人带着孩子来了。简单的询问完情况后当即决定先接母亲随我们同住，然后就是把家里的资金全部归集后交个了我。事情发生的太突然，我来不及消化所有的变化，就已经看见收拾妥当的母亲已赶到了病房，于是我们一家人边吃饭边计划着接下来的生活和工作。爱人首先告知了父母我们一定会赡养他们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同时也希望父母搬来与我们同住，一来方便我们彼此照顾，毕竟父亲需要年轻力壮的人随时伺候，体弱多病的母亲显然不适合；二来父亲的医药费还需要持续增加直至生命停止的那一刻，减少一边的生活开支有利于我们的资金补给。这些年来母亲对爱人的表现一直满意，加上小侄女初中后就留在奶奶家上学了（奶奶那边的教育水平高一些），因此没有过多的考虑就同意了，而父亲则在听到如此这般能节省开支后也认同了。紧接着爱人就带着母亲和女儿赶回了我们的小家，而我和父亲则留在医院继续配合治疗。不得不说，爱人的坚定和担当给了父母一味定心丸，使他们相信无论结局如何我们都不会弃之不顾，哪怕姐姐赶不回来也没那么无助了，至少还有我们床前尽孝。后来我问爱人为什么当晚不那样安排？或者给我一个明确的交心的方案？他解释说他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毕竟是至亲的生命，在没有充分沟通父母以前，他不能替我做任何决定，他只会坚定的站在我的身后，用行动来诠释同舟共济。
说实话，这么些年我其实已经习惯了他迟来的安慰也好，关心也罢。我也已经慢慢习惯了自己拿主意自己执行，因此他的这些解释我已就没有那么纠结是真心还是假意了，我关注的只是问题如何解决最好，无疑他的那一通安排和我的设想不谋而合。过程已不重要，我太需要盟友和我一起共担责任了，医院里天天面临的生老病死已让我看清了一个现实：一个人的力量太有限了。我不能要求他作为一个完美的丈夫时刻令我满意，更不能把自己肩上的责任强行让他背负，何况一直以来我也没能同等对待他的父母，我有什么理由还对他颇有微词？我再也不是那个依赖心十足的女孩子了，再也不能动不动就寄期望于他人，哪怕他是我的爱人我孩子的父亲，我也应该允许对方在某些事情上偶尔的不走心，迟到，甚至缺席。夫妻相处重在理解沟通，难在将心比心，困在换位思考，要说医院那段时间里没有难过也是假的，我若仅凭此事就在心里大做文章对他的真实的付出大打折扣，不但不利于父母安心养病，更不利于孩子的成长，这些年为家庭为孩子咽下的委屈也不是没有过，何苦意气用事扰乱一室安宁？古语有云“小不忍则乱大谋”，同样“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再者我从来未曾不怀疑他爱这个家的诚意，只不过我想要的更多是精神上的及时沟通，而不是事后的大段懊恼解释，毕竟在我的观点里，迟到的精神救济无济于事，用当下流行的话形容就是：迟到的给予比草还贱！
父亲的病来势汹汹，让我们不得不开始考虑他的身后事。刚好姐姐最终还是亲情占了上风，排除万难回到了父亲的病床前。我把家里的一切事务说与她听，包括父母接下来的生养死葬。我平静地说，她拼命地哭，哭自己的无能为力也哭自己的冲动行事，对于接下来父母的一应事务均认同我的安排，我们还约定她至少每年回来看父母一次。我以为每年看父母一次也不算什么难题，车旅费也不会负担不起，可人算不如天算，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我们体会到了家人想见一面有多艰难。期间父亲每个月的复查都是我和爱人奔波，我计算了一下，每个周给父亲买药一次，一年五十二个周就是五十二次；每个月简单复查一次每年就是十二次；每三个月大型复查一次每年就是四次，这还不包含临时性的就诊和换诊，这些看起来琐碎的事情我从来没有抱怨过，凡事我能亲力亲为的决不假手他人。我们三个大人明确分工，我负责父亲的治疗，爱人负责孩子的学习，母亲负责一全家的一日三餐。为了让父亲增强抵抗力，我们在家里安装了简易的健身器材；为了让父亲的营养均衡，我自学药膳的各种调理方法；为了遏制住他的哮喘，我和爱人不知道找了多少药方；为了他心情愉快，我们甚至找来了小区的大爷大妈陪他打牌解闷；为了让他们觉得踏实有安全感，我们大热天两边跑卖掉老家后买了新家给他们（哪怕那个房子至今闲置着），甚至当即补齐了房款的不足部分。要知道老家的房子再宽敞明亮，总价也抵不过新家的小套间，我们二话不说拿出了积蓄，原本那个钱是我们准备换房的，但就为了父母在我们的小家住的安心不会有寄人篱下的隐忧，我们心甘情愿地给他们一份安全感，一如当初他们毫不犹豫拿钱给我们时一样。
原本按照约定姐姐年底应该回来看望父母的，但疫情来的太过猛烈，父母只好抑制住思念，满腔的“你好久到家”到了嘴边也变成了“你多注意安全”。我们经历过疾病，也理解游子的心情，在生命安危面前唯有祈祷相安无事各自平安。看着新闻里关于疾病的描述以及医院的各种临时措施，我们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父亲千万不要在脊骨眼上复发才好，不然送医的道路会无比艰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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