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对于用餐购物和乘坐五镇之间的公办马车需排队这一措施，谢文初时颇为不赞同。坐车可以理解，但为什么吃饭购物也要站成整齐的队伍？眼前几乎没有几个人，还需要排队等候吗？陈翔却是不顾一切，只在衙门发布命令。等到街上的人被鞭子抽得头破血流时，有人来找谢文诉苦，他表面上说支持陈翔的举措，但背地里曾多次向陈翔抱怨。
然而，后来整个台北的街面虽然人流如织，却井然有序，虽然人口不断增加，但街道仍然保持着干净整洁的状态。刚来台北的人或许不习惯，但那些被鞭子抽过的人变得聪明了，不再来找谢文抱怨，私下里大家也习以为常，不再抱怨了。此后，陈翔果断地下令，妇女不再缠足，女孩一律不得缠足，违者都将服苦役，这严厉的法令使得无人敢再违背，再有人私下里找谢文诉苦，谢文也不再找陈翔麻烦。
当谢文、施琅等人纷纷称赞陈翔的改革措施效果卓越时，陈翔只是苦笑。这些人并不知道，数百年后的现代中国，公共秩序和公德意识依然十分缺乏，公共场所的脏乱问题仍然举世闻名。在日本占领中国北京时，任何火车站的人潮挤压都会遭到宪兵的鞭打，久而久之，再也没有人敢乱挤。然而，谁知道之后中国人却无法自我治理，这种恶习无法消除。无论政府如何提倡，民间如何宣讲，效果都微乎其微。一方面是教育水平的滞后，另一方面是习俗和传统的影响，还有惩罚力度太低。虽然都是华人社会，但在新加坡，乱吐口痰在公共场所可能会被关进监狱，但谁还敢这样做呢？
因此，陈翔虽然苦笑，但也只能抱定严罚重典的决心来改造社会。希望经过数十年的努力，这些文明举措能够深入人心。
谢文坐着马车来到兵营，营门口的士兵虽然认出了他，但还是查了一下他解下的腰牌，然后才放行。谢文心里一笑，暗自感叹：“要是大明百万兵士都能有如此军纪，只怕能横行天下了。”
进入兵营后，他找到一个小校打听，得知陈翔正在营中的白虎堂进行军议。谢文早早下了车，步行到堂外，命人进去禀报，然后稍微整理了一下衣衫。虽然他并不是镇远军的将领，但也不敢太过随意。
堂内传来一声：“有请”，谢文没有等那小校回应，就迈步走了进去。心里暗笑：“志华这镇远军规模大了，这规矩也越来越大了。”
他急步上了堂，只见陈翔端坐在正中，施琅在左，周全斌在右，其余的刘、冯和二张等人坐在左右两侧。众人见谢文来了，却没有站起来迎接，只是以目光示意。谢文也不以为意，看到陈翔左侧已经摆放了木椅，便自顾自地坐了上去。虽然他不是镇远军的将领，但平时军中有大事也少不了他的参与，所以虽然是军议，他坐下共商也并不觉得奇怪。
陈翔见谢文坐下，便咳了一声，道：“廷斌兄来了，我们现在要讨论的事情正和廷斌兄有关……”
谢文听了这话，心里猛地一跳，忙道：“志华，这个月的军饷已经下发了吧？”
陈翔大笑道：“你误会了。”
“那究竟是什么事情？”谢文急切地问道。
陈翔微笑着回答：“廷斌兄，我们现在拥有镇远步兵一万两千多人，还有镇远水军近两千人。”
谢文听到这里，嘴角一撇道：“唉，不错。现在台北五镇以及附近的百姓大概有二十万左右，兵士的数量已经快超过十民一兵了，而且现在还没有征税，负担确实非常沉重。”
陈翔轻声一笑，但没有说话。他也清楚现在兵民比例太高，如果不依靠台北的商业贸易来养兵，就只能通过减少兵士的待遇来解决问题。早就有人对兵士们月俸五两银子表示不满。毕竟，明末时江南普通一户农家一年的收益也不过是三五十两银子，而台北的兵士一个月的俸禄已经足够养活一家人了。加上军需物资、装备和生活开支，一个月的费用有时甚至超过了一般百姓一个月的收入。因此，镇远军自然成为受人嫉恨的对象。即使是当年随陈翔和谢文一同来台的亲信们，也常在背后议论军队的开支和操练问题。
但是，陈翔和谢文等人清楚兵力不足会受人欺凌的道理。不管下属怎么议论，军队始终是增加不减少。现在又增加了一倍的兵力，虽然台北自产铁、火药、棉布和吃食等物资，使费开销并没有大幅增加，但军费依然是台北最大的开销。而这些开销最终要由谢文来负责支出。他现在听说军议与自己有关，已经开始担心，唯恐陈翔又有新的主张，需要他拿钱来支持。
“过段时间我们会招募一些人来，到时候你们的负担就会轻点。”陈翔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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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