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王司马肜表奏司马伦父子叛逆，应当诛杀。百官在朝堂会议，都如同司马肜表奏一样。派尚书袁敞持节赐司马伦死罪，让他喝金屑苦酒。司马伦惭愧，用手巾遮住脸，连声说：“孙秀误我！孙秀误我！”其后又逮捕司马荂、司马馥、司马虔、司马诩交付廷尉狱，司马馥临死时对司马虔说：“因你连累我们家破人亡啊！”
朝廷的百官凡是司马伦所用的人，一律斥免，台省府卫也只有少数保留。孙旂全家也被族灭，他的担心成了事实。在兴兵六十多天中，作战所杀害的将近十万人。?
司马伦垮台后，司马冏志得意满，骄奢擅权，大起府邸，拆迁公私房屋数以百计，王府规模与皇帝住的西宫相当，无论中央和地方人士，对他都很失望。
司马冏这样的贵戚子弟，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自小就众星捧月、颐指气使，养成了骄横、傲慢的性格。对民间疾苦一无所知，更不要说感同身受。一朝大权在握，不但没有竭诚以待下使吴越为一体的赤诚,反倒不缺得志以后纵情傲物使骨肉成为为行路的狂妄。至于战火之后，百姓的休养生息，战死和受伤士兵和家眷的抚恤，更不是他们能优先考虑的事。
侍中嵇绍上疏说：“存不忘亡，是《易经》的告诫，臣希望陛下不要忘记金墉城的屈辱，大司马不要忘记颍上的苦战，大将军不要忘记黄桥的失败，祸乱就不会萌生了。”
又写信给司马冏说：“尧舜都住茅屋，大禹宫室低矮，如今大兴土木，又为三王（司马冏的三个儿子）修建住宅，这是现在的急务吗？”
司马冏很谦逊地感谢他的批评，实际上听不进去。谦虚地接受，坚决地不改。
司马冏沉迷于宴乐，不入朝觐见，就在自己家里，坐受百官拜见，政事决策，也不经过皇帝，直接就用符节命令三台（尚书台、御史台、谒者台）执行。选拔用人，全凭自己私心，没有公平可言。而手下的亲信弄臣，更是掌握权力。殿中御史桓豹向皇上奏事，没有先经过司马冏，即刻被刑讯拷问。究其本心，或许他因其父司马攸之死可能对他的伯父司马炎一房多少有一些怨恨；他对这个“在宫内花园里听到青蛙鸣叫，居然问侍从，青蛙是在为公家叫还是为私人叫”的傻瓜堂兄兼皇帝心里有一些鄙视也是可能的。但最起码到他丢掉性命为止，他并没有事实上的反迹和反心。至于他如果活着，后面会不会和司马伦一样篡位，历史无法假设。但他首义起兵，消灭叛逆，拯救皇帝于危难之中，是真实的历史存在。
南阳处士（没有当官的士人）郑方上疏司马冏，进谏说：“如今大王安不虑危，宴乐过度，这是大王第一个过失；宗室骨肉，应该没有丝毫芥蒂，如今则不然，这是第二个过失；蛮夷不静（指梁州、益州李特之乱），大王却自以为功业已隆，不以为念，这是第三个过失；兵革之后，百姓穷困，却没有听说您有赈济，这是第四个过失；大王与义兵盟约，事定之后，应该赏不逾时，但是，到现在还有有功之士，没有得到评定的，这是第五个过失。”
司马冏同样也是口头感谢，做个表面文章。
孙惠上疏说：“天下有五难、四不可，而明公您都占全了：
冒犯锋刃，这是一难；
聚致英豪，这是二难；
与将士同劳苦，这是三难；
以弱胜强，这是四难；
兴复皇业，这是五难。
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权不可久执，大威不可久居，这是四不可。大王行其难而不以为难，处其不可而自以为可，我对此十分不安！希望明公您多想想功成身退之道，推崇血缘关系与皇帝亲近的亲王，把重任交给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自己回到藩国，那么让国的吴太伯、曹子臧就不会在历史上独占美名了。
如今，您忘记了居于高亢之处的危险，贪恋权势，被人猜疑。虽然遨游于高台之上，逍遥于宫城重地，而实际上您危亡之忧，远甚于在颍川、阳翟之时。”
司马冏不听，孙惠以生病为由辞职而去。
司马冏问曹摅说：“有人劝我放下权力，回到藩国，你认为如何？”
曹摅说：“事物的禁忌，就是不要到了极盛，大王如果能居高虑危，提起衣裳就走，这才是善之善者。”
张翰、顾荣都担忧大祸临头，张翰因秋风起，怀念故乡江南的茭白、莼菜、鲈鱼，叹息说：“人生贵在适合自己的志向而已，何必非要富贵！”于是辞职离开。
顾荣故意酣饮，不理政事，长史认为他荒废职务，向司马冏汇报，将他调任中书侍郎。
颍川处士庾衮，听说司马冏一年不上朝，叹息说：“晋室卑微，祸乱将兴！”带着妻子儿女隐居到林虑山中。
王豹写信给司马冏说：“自从元康年以来，宰相在位，没有一个得善终的（杨骏、司马亮、张华、裴頠全都死于非命），并不是他们不干好事，而是形势使然。如今明公您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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