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出生，来的不是地方
世间凡人，大多都是平平淡淡的来、平平淡淡的去，留下仅有身边为数不多几个亲朋故友的记忆，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记忆也犹如相册里的相片，慢慢地变淡、慢慢地模糊、慢慢地消失，最后仅是家谱上的一个名字，或是坟前的一块方碑。
我的出生，开启了一生苦难。三十八年前，腊月十六，我出生在皖北的一个乡村，一个极为贫穷的乡村，贫穷到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贫穷到生女不息、生儿才止，贫穷到唯有儿子才能传宗接代、女儿则可以随意抛弃，贫穷到抛弃女儿接着生、直到生了儿子以后再生儿子才心满意足。生父母在我出生之前已经接连生了两个姐姐，虽然国家已经开始施行计划生育，但农村传宗接代的数千年思想如顽疾般的无法揭去，紧贴在当地人的额头上、心头里、裤裆里，无论是老的和少的、男的和女的、知识分子和文盲、农民和城里人，都是如此。当生母怀孕以后，就开始了至少八九个月的外出“躲计划生育”历程，虽然已经村干部被上房揭了瓦、下房牵走牛，家中但凡有价值的东西已经被无奈的村干部强行带走。怀胎十月，既定事实无法改变的时候，生母挺着大肚子、拖着营养不良饿的浮肿的身子回到了老家等待临产。老家的贫穷，即使是生孩子，也如猪圈里的母猪下崽、母牛生小牛一般，找个村里的“赤脚医生”，甚至是接生婆，就可完成接生流程。
当我在出生那一刻，悲催氛围瞬间笼罩了每个在场人的心头。当接生婆急不可耐的把我从娘胎拖出来那一刻，生父一脸期盼很快凝固，如融化的蜡油快速凝固起来，瞬间聚拢在一起，面色十分难看，坐在墙角默不作声，自顾自的抽着卷制烟叶，呛人的烟味快速蔓延到屋内每个角落，熏的每个人咳嗽不止，但无人敢劝阻，还有什么比生女儿更丧气的呢？接生婆也懊恼不休，如果生了儿子，喜事人家给的感谢彩头自是不薄，但若是生了女儿，权当是“友情出场”，白跑一趟自是难免，还要给人家赔个不是，好像是自己“接生不力”，接生了女孩。生母虽是忍受十月怀胎折磨，但在知道自己生的还是女孩的时候，也是十分委屈，默默忍受着产痛而不敢喊叫，生来胆小的她把不能生儿子的责任全部兜住了，对她来说，母鸡不下蛋就不是好母鸡，女人不生儿就不是好女人，数千年的标签一直贴在女人的背上无法揭掉，如狗皮膏药令人生厌。屋外五岁的大姐尚不懂事，睁着眼看着家人忙忙碌碌进进出出，但在内屋气氛不对劲的时候，她也识趣的跑了出去，到村头自顾自的玩了，从小缺少怜爱的她已经学会了自己照顾自己；只有一岁多的二姐，被扔在旁边趴在地上很久很久，全家人把希望都放在那个未出生的“我”身上，是没有人会把多余的关注点放在她的身上，饿了自然会哭，哭累了自然会停，何况是一个女孩子呢。
停了停了，哭累了就停了，痛累了就会停了，烟抽累了也会停了。
起了起了，寒风过了风声就会起了，婴儿生了哭声就会起了，女孩生了烦心事就会起了。
2、“隆重”的家庭会
我出生的那天——腊月十六，离农村最喜庆的春节虽然还有两个星期，但农村的春节气氛来的比较早，特别是在大雪封门的冬天。闲时无聊，庄里家家户户烟囱飘起的炊烟也格外的早，男女老少都要趁着太阳刚刚下山，夜色刚刚升起就早早爬上床，摸着半饱的肚皮早早睡去，只有早睡才能少动，只有早睡才能忘记饥饿。
生母后来告诉我，那天晚上，除了两个不谙世事的姐姐，全家一夜没睡。我的爷爷、生父围在火炉前，叭嗒叭嗒的抽着旱烟，眉头紧锁，都不说话。奶奶坐在生母床前，用搪瓷缸盛了半缸红糖水，没过一会递给生完孩子的生母补充营养。生母斜靠在床上，大气不敢喘着，半天不敢说话，油灯透过帘帐打在她脸上的光影，隐射着她脸上的恐慌无神，和分娩的疼痛纠缠着她，虚弱的身体不停流淌着豆大的汗水，需要不停喝红糖水补充水分。与其说是红糖水，倒不如说只是有点甜味的白开水，在那个物质奇缺的年代，所有的日用品都要凭票购买，糖票、布票、肉票、粮票、油票。仅有的这点红糖，也是家里攒了很久省下来的。刚刚出生的我，一个连眼睛都睁不开的女娃，无法知道自己命运在今晚被再次决定，在饿了哭、哭了哄、哄了吃、吃了睡、睡了醒中反反复复折腾着。
爷爷奶奶、生父生母，坐在那只有般间的屋子里，谁都知道今晚的主题是什么，但谁都不愿意开这个头、提这个事。在我出生的村子里，超生和弃养的事情十分普遍，家里生完两个女孩，甚至一个女孩以后，后面再生的女孩，就落得弃养的命运，如十六爷的我。所以，如果家境还不错、心慈手软人家的门前，时常半夜被婴儿啼哭声吵醒，开门一看，门前躺着一个女婴。
我的生父，一个从未去过县城以外城市的庄稼汉，一个大字不识却五谷不分的庄稼汉，一个在外怂成软蛋、在家硬成石头的中年庄稼汉，在午夜过后的那一刻，狠狠地掐掉了手上的旱烟，抬起头看了看爷爷和奶奶，“俺爹俺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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