噼里啪啦的雨声把我从梦中惊醒，其实才只七点半，然而竟无法睡着了，只睁了两惺忪的眼在床上。
终于躺的有些晕了，我毅然果敢的爬起，刷了牙，洗了脸，却又落入了无所事事之中。
窗外的雨依旧不知疲倦，隔壁的收音机传来了十点报时的声响，屋里的几个轻年男女正陶醉在扑克牌的血雨醒风中。男的长的惊心动魄，女的长的坎坷不平，对这样的女孩我是宁死都不肯有歹心的，这到成全了我的高尚。
我讨厌这种感觉；焦虑不安、不知所措还无所适从，即便是音箱里传出的乡村音乐也不能平静我没找没落的心。
来BJ已两年多了，除了日渐增长的长发，似乎不再有什么收获。每天搂了空洞的现实睡觉，床头那把杰克逊牌的吉他，声音也越发的沙哑了。
昨天我的女友来看我，她用她那张血盆大口几乎把我的脸吻肿。七十公斤的体重也毫不犹豫的压在我直径十公分的大腿上，如果我不用呲牙咧嘴的表情，实在难表现我当时的险恶处境。
我不知道我们是否真正相爱，在这个孤独的世界，我们必须要有所依靠与寄托，所以我们必须去爱，哪怕这是爱的假象。也许我们都心知肚明，我们都失望于对方给不了自己理想的爱情，可我们别无选择，于是我们相互消耗：消耗着对方的青春，消耗着对方的感情，消耗着对方的生活。这也构成了我们自己的青春，自己的感情，自己的生活。
冰除了嗑了满地的瓜子外，还抽光了我全部的烟。“活着真没劲。”她走时淡淡的说。这是她的口头禅：她在超市做促销，又辛苦薪水又低，所以她认为没劲；她最爱吃老家西安的肉夹馍，在这里吃不到，所以她认为没劲；她来BJ不到一年，换了五个工作，所以她认为没劲；她向往激情的生活，可生活却平静的不行，所以她认为没劲；她希望她的男友一掷千金，但我一贫如洗，所以她认为没劲。我除了看她整日“没劲”的来，又“没劲”的去，没有任何办法可想，因为我也的确在我的生活中找不出什么“有劲”来弥补她这个缺憾。就只能眼睁睁看着她一天天没劲下去。
这时李勤打来了电话，问我病好了没有，明天能不能演出。我说头还有些晕，看来还得再等两天，他说我下午也许该参加排练。
我再次走出家门，热烈的阳光有些晃眼，我在门前的石阶上发了会呆，在隔壁的小店里喝了杯可乐，还不怀好意的看了几眼门前走过的二十至三十岁的女人的脸。我现在要到红蔷薇酒吧去抚摩我的理想，十几年来我一直在追求着、坚持着、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成为一个伟大的音乐人。多年的风吹日晒，这个理想已经枯萎，如一条瘦瘪的干鱼，挂在我身后，但我没有放弃，为着那个鲤鱼和龙门的传说。
我的吉他背起来很重，这是我的第三把琴，跟随了我五年，诤亮的琴板和班驳的琴颈就已说明一切，我们朝夕相处，类似狼狈，我现在还是每天坚持练琴，非‘自然不可抗拒之因素’绝不间断。
红蔷薇酒吧有个很大的舞台，足够我在演出时做出翻跟斗、跳虎步等类的磅礴动作，但我却从来没做过，我一直为这事遗憾着，可又甘愿这样遗憾下去。我走上舞台时，键盘手和贝司手正在接导线，他们问我《垃圾生活》那首歌写完了没有。我说曲已经写好了，词还要有些改动，明天拿来。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足够出五张专辑的原创作品，可找不到愿意为我们出一张专辑的唱片公司，我们都在“怀才不遇”的情结中郁郁着，并将酒量练的越来越好，可我还是不喜欢李勤喝酒，因为他喝完酒在马路上边跳舞边脱衣服的习惯实在不好。
不一会，鼓手李勤也到了，于是“咣当”一声，排练开始了，屋子里除了声音，没有其他一点声音。排了两首歌，贝司手要求我唱歌时要抬着头，我说我要弹吉他，抬不起头，他说你还是主唱，不能让观众只看主唱的头顶。其实我打心眼里不想抬头，我喜欢唱歌，但不喜欢被人家看着唱歌。我觉得我很孤独，我觉得活着是一种委屈，我想表达我的脆弱与迷惘，而不是扛出一张微笑绽放的脸，所以我想低着头唱，想躲在角落里唱，想蜷伏着唱，但他们都不同意，酒吧的老板也不同意。因此我现在演出时都抬着头唠叨着，活象个吵架的泼妇。
太阳没掉了它最后一缕光线，我们也已排练的筋疲力尽了，于是开始了伟大的觅食行动。我们钻进了一家熟悉的小饭馆，因为这里的服务员更丰满些，至少让喜欢吃馒头的我在视觉上找到些平衡。这里做的是川菜，口味还不错，可惜盐太多，每每都要害得我多喝半壶水，肚子涨的象个溺水者。
晚饭后，我们坐在路边看行人，将烟抽的汹涌澎湃。眼前晃过一双双脚，上面安放着不同名目的人们，如我们一样的麻木与茫然。
“我们是属七和弦的生活”键盘手说。
我默默无语，我不知我们属于什么样的生活，也不知什么样的是属七和弦的生活，更不知我们属不属于属七和弦的生活。
月亮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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