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里姊妹三个，姐姐是1965年，哥哥是1968年，我是1971年。三年一个孩子，好像都是按照计划进行的，挺有规律。在那时候的农村家庭，我家的孩子算是少的。很多家庭大都是五六个孩子，然后起的名字叫“荣”、“华”、“富”、“贵”，或者“金”、“银”、“财”、“宝”的都很多。我有个同学，自己亲兄弟加上亲堂兄弟总共七个人，按照出生的顺序，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分别是“文”、“武”、“双”、“全”、“保”、“中”“心”。我这个同学就叫立保，成年后当兵又因为婚姻受挫得了抑郁症，后来不幸轻生了，让我唏嘘很久。我在以前的章节中讲过他。但我们的名字都是我妈妈起的，妈妈虽然没有文化，却特别喜欢给大家起名字。我姐姐叫志聪，哥哥叫志明，合起来就是聪明。但聪和葱同音，姐姐长大后嫌土，自己改叫马洁，但身份证上却又叫马聪。在社会上，大家只知道她叫马洁，不知道她叫马聪。哥哥更是离谱，长大后，竟然把自己的名字改成石磊，跟我们的姓以及妈妈的姓都没有关系，可以说是毫无来由。如果放到现在，按照民法典的规定，“自然人享有姓名权，有权依法决定、使用、变更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姓名，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民法典还规定，自然人应当随父姓或者母姓，也可以选取直系长辈血亲、法定抚养人之外的抚养人、以及不违背公序良俗的其他正当理由的姓。哥哥把自己的名字改成石磊显然都不符合这些情形。如果是现在，可能就会因为违背公序良俗而上不上户口。但正是由于民法典对公民的姓名自由有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哥哥以后如果想把名字再改回去，问题也是不大的。我中专时的一个同学，中考时用别人的学籍，名叫克申，但工作后就又改回原名，叫金科了。
哥哥两三岁的时候就显得与众不同。当时，他讲话舌头有点秃，却又天真烂漫，甚至泼皮胆大，常常讲出让大人们哈哈大笑的话来。比如我爸爸有个朋友郭中井最喜欢逗我哥哥玩，一次，他问我哥哥：“马明呀（哥哥小名）我们今天想到你家吃饭，你可同意呀？”哥哥说：“你要不是亲戚不同意，要是亲戚就同意。你要是亲戚，我拽住你尾巴，把你拽进来”。把一众乡亲们笑的东倒西歪。哥哥说拽尾巴的来由，就更搞笑了。那时候，生产队的庄稼都要人看，防止猪啊，鸡啊去糟蹋。有时爸妈就让哥哥看一下。哥哥一看到家里的猪要往庄稼地跑了，就拽住猪的尾巴，硬生生的把小猪给拽了回来。那时候，我家北边住着我本家一个老太（相当于曾祖母），哥哥每天早上敲老太太家门，给她送芋头吃。当时我妈妈快生我了，老太就逗我哥：“马明，你妈妈又要生小蛋了吧？”哥哥说“是的，但我们不要了，送给老太”。等到我生下来，哥哥又去给老太报喜：“老太，老太，我妈生小蛋了”。老太说：“那说好了，小蛋送给我养了哦”。哥哥说：“不干了，小蛋妈妈要留着了”。有段时间，妈妈带着姐姐和不满周岁的我住在外公家，但中间因为家里一个亲戚要找我妈有事，我爸就让哥哥带着这个亲戚找到外公家。到了外公家，邻居们就逗他：“马明啊，你妈妈不在家，你爸爸可给你咔咔（俗语，是肉的意思）吃？”哥哥说：“自拔子（土语，男性生殖器）咔咔，四天吃八顿稀饭，还咔咔！”把大家逗的哈哈大笑。哥哥五岁的时候，家里喂了五只老鸭，因为家门口是生产队的庄稼，不能放鸭，我爸就让哥哥就跟着我小姑姥家的儿子二黑到有河有塘的其他生产队去放。小姑姥家当时有十几只鸭子。二黑就带着我哥，赶着鸭子到处跑。他天天带着我哥散扯，教会我哥很多俚语、俗语。但在外面的生活很苦，有时候好多天不回来，不仅吃喝没保障，晚上睡觉也只能借宿。风餐露宿让哥哥的手和脚都皴开了许多血口子。二黑还嫌他不听话，经常把他揍的鼻青脸肿。后来远方的亲戚反馈消息，说不能再让小孩去放鸭了。在我妈妈的强烈干涉下，爸爸终于忍痛割爱，卖了五只老鸭。哥哥终于又能回来带我玩了。
因为姐姐比我大六岁，我小时候她带我玩的少。她从潜山小学毕业了，我还没上学。我印象中，在她小学快毕业的时候，我跟着妈妈去看过她，当时他们都是红小兵，正在学校后面的空地上练投弹。还有一次，姐姐和我一个堂姐在全校表演跳红小兵舞，我跟着村庄里的大人去观看过。而哥哥只比我大三岁，我习惯跟着他的后面，做他的跟屁虫。哥哥有时放牛会带着我，我们两个一起骑着大水牛，快乐无比。我们经常在夏天的中午，赤脚踩着滚烫的地面，到水库，到池塘去洗澡。也经常在晚上，跟全村庄的小伙伴一起，到刘老圩子去看露天电影。但哥哥有个毛病，不喜欢看电影的时候吃西瓜。大概他觉得当众吃西瓜，影响形象，丢人。他不吃西瓜，我自然也没得吃，但也无可奈何。因为都是孩子，我们两个也都皮，经常在一起打闹。记得有一次，在家门口的烂泥田旁边，他要背我，也让我背他。但轮到我背的时候，我背不动，两个人一头扎进烂泥田里，像泥猴一样。回家后，妈妈看到我俩差点笑岔了气，责令我俩把衣服全脱光，光屁股洗澡。还有一次，大年三十上午，我俩趁爸爸出门，在家里堂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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