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三十七八岁的时候，曾经研究过老子的《道德经》，不看则已，一看让我拍案叫绝。以前光听传说名气大，却并没有认真的去看过这本书。看过后，我不由得的心悦诚服的承认，老子，这位道家的创始人，真正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他的思想不仅对中国古代，以及现代中国，以及全世界的国家治理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也对我们每个人为人处世有着重要的启示。当时还没有微博，微信，但有QQ和博客。研究过一番后，我就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村上良人选解《道德经》名言”，在当时的很多博客群，都获得了不错的反响。我记得当时一个网友，是海南的大学老师，当她听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警察的时候，她认为我在骗她。她认为我绝对是个大学教授。至今，你如果搜我以前的网名“村上良人”，依然能在“国学网”和“道学网”上看到这篇文章。可能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被删除了一些章节，但大部分内容还能看到，已经是非常宽容了。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春秋末期人，生卒年不详，籍贯也多有争议。老子曾在周朝担任多年的图书馆馆长，所以，自然是博览群书，特别是对历史和政治了解的最多，并且通过自己深刻的思考和独到的悟性，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相传春秋末年，天下大乱，早已看破红尘的老子欲弃官归隐，遂骑青牛西行。到灵宝函谷关时，受关令尹喜的邀请，著《道德经》。虽说他只花了几天的时间就写好了这部不朽名作，但我个人认为，在这之前，他肯定也是酝酿许久，只不过借着这个机会把自己的全部的思想结晶表达了出来。老子的思想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有深刻影响，其思想核心是朴素的辩证法。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不言之教，不折腾，不轻易用兵。在修身养性方面，讲究大道至简，道法自然。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恬淡为上，胜而不美。在做事方法上，告诉政治家治大国若烹小鲜，告诉我们普通人天下难事，必作与易，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老子的思想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可以借鉴的。作为法律人，我们不妨思考一下，他的思想和现代法治的关系。首先看中国古代。韩非子，大家都是知道的，他是中国古代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强调严刑峻法，重典治世。依法治国的思想可能就是他最早提出来的。这可能跟他生活的时代有关系，战国末期，天下大乱，治乱世要用重典。但据说韩非子是把道家、儒家、墨家、法家等很多思想精华结合在一起，其中，他对老子的思想吸收的最多。首先，韩非子继承并吸收了老子的“道”的思想，老子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是道能生出万物。韩非子就用道去生出法、术、势，适应当时战乱时代的需要。其次，韩非子继承老子“无为而治”治国方法，但另外表述为“君道无为，臣道有为”。就是要制订严格的法律去管理国家，由法制去管理国家，行法治，而非人治。人治往往徒累无功的。老子的思想对中国古代的一些君王影响很大，使得他们在治理国家上轻刑薄赋，让利于民。老子强调要道法自然，尊重自然规律，与民生息。凡是做到这点的朝代都比较兴盛富裕，反之，都比较容易短命，秦朝和隋朝都经二世而亡，就是典型的例子。
那么，老子的思想，和现代法治能不能联系上呢？关于这个问题，我首先想到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又称为刑法的必要性原则，通俗的讲，就是能用其他法律解决的，就不适用刑法。立法者尽量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只有没有代替刑罚的其他适当方法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将某种违反法律秩序的行为设定为犯罪行为。英国哲学家边沁有句名言，称“温和的法律能使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具有人性，政府的精神会在公民中间得到尊重”。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刑罚，也就是这样的“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刑事立法中必须考虑刑法谦抑性原则，防止对刑罚的滥用。谦抑性原则虽然是刑法原则，但刑事诉讼法也必须坚持刑法谦抑性原则。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杀可不杀的，不杀，这是刑法原则，也是刑事诉讼法原则。刑法谦抑性原则，还涉及民法、商法、行政法乃至整个法律体系与法治问题的重要原则。刑法的适用问题，古今中外历来都不仅是刑法学问题，而是整个法学、法律与法治的问题。它涉及到刑法与民法、商法、行政法等的边界问题、关系问题、适用问题等。刑法的适用错误所导致的恶果是由整个法律和法治来承担的。刑法谦抑性原则，必须在刑法中体现出来，但它同样也需要在民法、商法、行政法、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等中得以体现。能够用其他法律手段解决的社会问题，就无需运用刑罚手段来解决，这同样是刑法谦抑性原则的要求。
现代法治国家，都奉行一个原则。叫“法无授权不可为，法不禁止即可为。”，这同样可以看成是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的体现。《道德经》的思想核心是“道”，大道无为，这个“道”，看似是无为的，但这个“道”有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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