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孙可望叛降淸王朝
刘惠恕
上章已述永历六年（顺治九年，1652年）李定国湘桂大捷与衡阳大捷的取得，使南明王朝转危为安。但是作为南明王朝的主政者孙可望却未能很好地利用这一形势继续扩大战果，而是加紧了他篡位代明的步伐。但是孙可望的个人野心既不能被当时的永历小朝廷所接受，也不能得到与他共同起兵的两位结义兄弟李定国与刘文秀的认可，而是徒增南明王朝的内耗。这便导致当时南明与清政权已趋平衡的战局开始逆转。这一逆转过程具体是过通过三个方面展现出来：
一是李定国在孙可望的排斥打击下，所指挥的抗凊战役节节失利。
在孙可望心目中，李定国始终是他实现篡位代明目的最大障碍，因此必欲除去而后快。还是在永历六年（顺治九年，1652年）李定国取得桂林大捷时，孙可望表面上奏请封李定国为西宁王，背地里却令李定国副手冯双礼对其暗加监视，又另派一支军队尾追李定国军后，欲借机除掉李定国。
永历七年（顺治十年，1653年）正月李定国正屯兵宝庆，已侦知清兵放牧于湘江东岸，在道路中设伏欲夺这批马匹，时值衡阳大捷未久，士兵士气高涨。孙可望却率军赶到沅州，派人召李定国到沅州议事，实则暗设埋伏，准备伺机除去李定国。孙可望三天中来信七封，催李定国前来议事。李定国无奈放弃奇袭，率军向沅州进发。而李定国留在贵州的部下此时探知孙可望的阴谋，立即派人密报李定国，李定国左右为难。如果不去沅州，孙可望会以违抗军令之名兴师问罪；如去，则必然遇害。行至紫阳渡口，又遇刘文秀子刘震派人秘报李定国：“可望俟其至即收杀之。” 刘震这一做法是承其父命所为，因为孙可望设计欲杀李定国的图谋事先己被刘文秀洞悉。李定国在听到刘震秘使劝阻后不觉泪下，说道：“盗贼终不可与共事也，然我仍以君子长者之心待之。” 李定国遂致函孙可望坦城言天下大义，谓：“今日大好战局取得非易，如不珍惜，失败就在眼前。若协力，大明江山可复。望吾兄三思，切勿听信谗言，自相残害，使仇者心快。”孙可望接信后非但不知改悔，反而恼羞成怒，引兵前来攻打李定国。
李定国为避免自相残杀，不得已率兵离开湖南，前往广西全州。他行前对部下说：“今日大胜，却遭无端猜忌，且我与刘文秀同时起兵于云南，战功俱在，一旦有误，则前功尽弃。但为了顾全大局，衡阳之战未收全功，却只能半途而废。”诸营将士皆云放弃战机可惜。最后随同李定国南下广西的战士约5万余人。
李定国宝庆撤兵，可谓南明与清战场形势变换的转折点。在取得衡阳战役胜利后，李定国如乘胜追击，可直下江南，把战术优势转化为战略优势。但因孙可望内讧，贻误战机，且孙、李矛盾时已被清廷侦知，永历七年（清顺治十年， 1653年）二月，清廷再派贝勒屯齐屯齐（1614—1663年）为将，将兵入湘，李定国在衡阳大捷之后攻略的土地全失。
此后，永历七年（顺治十年，1653年）二月，李定国撤兵南下至湖南永川（近广西界），清军紧追不舍，二月底，清军陷永州，李定国移师龙虎关（今湖南桃川西）。三月，广东义师罗锦鼐迎接李定国军入粤。在广东义师的支持下，李定国连破开建（广东封开）、德庆，军抵肇庆城下，又分兵攻克四会、广宁、三水，完成对广东肇庆城的包围。
李定国的战略目的，是先夺取南明旧都新会，进而掌控广东全省。这是因为在李定国的心目中，夺取广东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可以一改南明政权的颓势。因为在明末，广东一省的财政收入几近于广西的十倍，其丰富的财赋收入和物资，可以支援南明军队作战。此外，（此时的南明军分散各地，实力并不弱，只是被长期的内讧削弱，也没能建立一个统一的联盟，才让清军各个击破。）收复广东后，可将大西军控制的云、贵、滇，夔东十三家控制的川鄂交界地区，郑成功、张煌言控制的闽浙沿海地区联成一片，一改往日反清武装各自为战的被动局面。但是李定国又深知凭自己一军之力，不足以取广东，便于致书当时在福建厦门一带活动的抗清明将郑成功，邀请他会攻广州。但郑成功当时正忙于与清人谈判招抚问题，置之不理。李定国设想的郑、李第一次联合行动未能实现。
永历七年（顺治十年，1653年）三月二十六日，大西军开始三面围攻肇庆，由于清军拚死抵抗，围攻一月未能破城。至四月八日，时驻广州的清平南王尚可喜与部将耿继茂率铁骑重兵驰援，李定国兵败，被迫撤围退军柳州。当时总揽南方战局的清大学士洪承畴闻知李定国兵败，派人前来劝降，被李定国拒绝。
当年七月十三日，李定国又率兵两万进攻桂林，围攻七昼夜未克，只得退回柳州。而此时的孙可望却完全不顾大局，一心想置李定国于死地。八月，他派冯双礼率兵偷袭柳州。李定国早有准备，伏兵于江口芦荻中。当冯双礼来攻时，李定国率精兵出迎，冯双礼连忙退兵，而伏兵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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