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多客气，我早丢了官，你要是不反感的话，叫我先生就行了。”
种辑和王服闻言，面露喜色，毕恭毕敬地拜了拜：“是的，同学们谨守老师的教导。”
虽然不可能是卢植关门弟子，但是这个老师和学生的名字，也是不可能随便得到的，说出来就可以嫉妒死很多人。
但欣喜之余，谈话气氛又显得庄重严肃。
种辑忍不住问卢植道：“老师，这事说得怎么样？”
卢植喟然长叹：“有负所托我也劝不下去神武侯坚持追究榜上有名者，此事我无法解决，大家好其。”
说着也没等到种辑和王服回应，卢植开车走了，今天和苏泽交手，令他心力交瘁、差一点点都难以抵挡。
洛阳之事，他既不愿过问，又无法过问，今又回幽州故里，安度晚年，以之残生。
而种辑与王服二人却为眼前的情况感到头痛。
“这下咋办了，莫非真的要反过来说？”
种辑懊恼之余，原以为王服煞费苦心请卢植来，可以使苏泽归心似箭，没想到会有如此下场。
而王服也没有想到，现在的自己，脸上的表情终于不能再保持淡泊，流露出些许焦虑与不安：“为今日之计，惟有作意。”
两人对视了一下，均无声的点点头。
世家、或儒学改造后的士族作为既得利益者在现行制度中决无轻易抛弃到手利益之势。
苏泽用新技术做诱饵可能会使部分世家更换门庭，但是很明显，并非每个人都乐于接受这一变化。
例如种辑与王服身后所属家族势力都是世家中死硬分子或激进派，最顽固、最执着的“祖宗之法，不可以更改”，拒绝所有改革与变革，想继续独占全社会权力，资源乃至观念。
他们对苏泽抛出的一点商业好处嗤之以鼻。
不要以为儒门名士每天都挂在口头上三纲五常君君臣臣，真的认为自己忠义无双。其实一接触世家根本利益，即使皇帝也敢于举兵反叛。
东汉开国之初有“度田事件”。
那时刚独霸天下的光武帝刘秀野心勃勃地要一举荡涤世家豪族之弊，曾命州，县，盘点百姓所占田地之多寡及户口，年龄等情况。
可东汉的许多大地主可不是什么无害的小绵羊和乖宝宝，与之相反，他们骨头很硬。皇帝说清田这些有私人武装的豪族大姓自称“大姓兵长”。他们大多选择与朝廷作对。
地方豪族瞒天过海，附庸其众甚多，没有不反对清查的。
而且所指派的地方官吏或来自豪族，即使没有，对豪族势力也十分畏惧，有些人还同流合污、互相串通，让地主虚报。
而且对于农民来说，不但测量土地，而且将房舍和里落也当作田地来测量，以报充之。结果造成越是富甲一方的豪族世家不需要交税服役，相反升斗小民为完赋税而服役家破人亡、卖儿妇。
气得刘秀只好以“度田不实”的罪名诛杀十余位郡太守，并下诏加紧度田。
然而，换来豪族武装起义，依附于豪族的佃户加入起义，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起义，史称“度田事件”。
这说明什么赤眉军黄巾军、渣渣、世家豪族、真造反专业户。
刘秀多次出兵压制反抗者、郡县追来，至是解散、去复屯结，靠的就是这颇具游击战精华的斗争手段，结果连光武帝自己也束手无策，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刘秀却在东汉帝国开国之君中，尚且如此对待，而且如今世家豪族中，势力强大到了一定程度，甚至到了极盛的地步，在光武帝统治之初就有了。
那么这些人对苏泽新政会做什么抉择也是显而易见。
而苏泽在这方面，早有预料，他丝毫没有什么不切实际的希望，要想实行朝廷新政，只有用铁和血，才有可能实现。
卢植就是碰到这种惨景，方才不忍，由幽州涿郡故地千里迢迢奔洛阳趟此浑，想劝谏苏泽折衷让步，缓行新政。
不能不说卢植这种思想也是不无道理的，改革关系重大，的确要谨慎。
不过现在是190年了，明年诸侯大战将正式拉开帷幕，苏泽一定要趁这个空档期趁诸侯刚在虎牢关外惨败，实力折损严重尚未恢复元气这段时间内，要尽快化解内部问题。
一耽误，等来年，诸侯舐伤，苏泽又要解世家之难，要面对，怕是内外夹击。
虽未必能吃亏，但是吃亏的程度肯定要大。
所以在跟荀攸和其他谋士们相互商量仿真后，苏泽更愿意立刻引爆内战，尽量减少损失与牺牲。
所以苏泽才会容忍许攸和杨弘暗中搞事，因为他确实需要一两个人，去加速那些世家中的死硬派串联勾结，甚至不惜以种种手段，去强化他们造反的决心。
在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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